发布日期：2024-05-16 06:21    点击次数：58

写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是一件难办的事。尽人皆知，这是一个大浊世，本领跨度长达三百年（280—589），民族关连犬牙交错，政权林立且更替常常。无论是吕想勉先生的《两晋南北朝史》，如故王仲荦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都是书写水流花落期历史的皇皇巨著，是极好的初学断代史。但毕竟卷帙渊博，每一部都有七八十万字的面孔，一般东说念主难以啃下来。

最爱历史艾令郎的新书《摇荡三百年：两晋南北朝的扯破与和会》即是一册阅读门槛更低、愈加平日可读的两晋南北朝史，篇幅不算大，条理比拟明显，向陈腐的写史传统问候，即以东说念主物为中心，以故事为内核，将这段零乱的历史梳理了一遍。

两晋南北朝是秦汉帝国崩溃后的大浊世，其间充斥着无穷的夷戮与流离，这是任何个体都不肯亲历的悲催期间。但在这浊世当中，仿佛有一股潜流持久淌向历史的出口——文化在迭代，民族在和会，社会在重组，轨制在新创，纪律在重建，一切都在指向一个更好的将来。不错说，无两晋南北朝，便无隋唐盛世。关于宏不雅期间的不雅察者而言，这即是历史的预料方位。

在这本书中，艾令郎一方面把稳生命个体的期间体验，愿用讲理的笔触去感受他们的冷暖与悲欢；另一方面则在生命史以外开启大局不雅，愿以历史之眼去瞻念察这三百年关于宏不雅史的价值与预料：

是如何的期间赋予了个体的悲催？又是如何的期间缔造了袼褙、政客、武将、豪杰、才子、君主等多样东说念主物各自的服务？

一代东说念主有一代东说念主的遭遇，正如一代东说念主有一代东说念主的机遇，当咱们读已矣从司马懿到杨坚之间最初十几代东说念主的历史，也就勘测出了从浊世走向治世、从别离走向一统、从特地走向常态的无声潜流。

许多东说念主知说念，春秋战国时期是个诸子各抒所见的期间，亦然中国文化的轴心期间。但很少东说念主知说念，魏晋南北朝是第二次各抒所见的历史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的阶段。儒学还是失去了独尊的地位，但通过儒玄双修、儒佛长入及玄门的依附而出现的新儒学仍然不失为这一时期文化构架的主体，从而形成一种多档次的文化结构模式。（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构架的特征》）

这一历史时期，除了西晋片时的、神情上的同一，其余本领均堕入一种深档次的别离。不仅体现时大范围内的南北坚持，也体现时区域范围内的政权并存。按照历史学者胡阿祥的说法，在西晋以后直到隋朝同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持久分属不同的政权，黄河流域更是持久存在两个以上的政权，致使同期有十多个政权存在。在政局或南北别离、或东西坚持、或地区割据的持久影响下，“地域”孤立趋势加强，由此形成热烈的地域意志与地域传统，而地域意志与地域传统的形成，从本色上讲亦然一种“别离”。（胡阿祥等著《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

至于深档次别离的干线，天然是南北分立。历史学者阎步克指出，南北朝的政事史，某种预料上就是南朝的文化士族与北朝的战功贵族的竞争史。但即使是如斯深入的别离，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历史基因仍然极度强地面主导着那时东说念主的历史意志。

“局外的旁不雅者每每忽略了中国史的历史惯性，而在阿谁期间确当事东说念主的潜意志中，其所遭遇的那种别离涟漪仅仅一种‘浊世’时事，它理当转头‘常态’，转头于历史的中轴线。”（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事斯文》）而这个历史的常态，或者说这条历史的中轴线，就是浊世赶走后结出的果子——隋唐大一统帝国。

士族门阀阶级是西晋的政权撑握，到了东晋，皇权轻细，门阀显贵，获取了与天子“共天下”的权势。这种政事组织形态反过来决定了玄学动作主流想想的地位。

为什么不是法家，也不是儒家，而是偏向说念家的玄学成为水流花落期的主要想潮？其背后的逻辑即是取得至高权势的士族不肯意捧出一个法家式或儒家式的专制君主，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颓靡等闲的说念家式君主，来恬逸“天子垂拱，士族当权”（田余庆《东晋门阀政事》）的政事需要。

在朔方，由于骑马民族的军事特性和主奴不雅念，在外族政权中形成了更大的结构性张力，故而出现了“国东说念主武装+战功贵族”的政事组织形态。北魏的均田制隆重对等，保证了每位国东说念主都有一块野外。正如阎步克所说，诚然北魏政权也存在阶级和压迫，对等、联结仅仅一种残留成分，但这些成分的加入便有可能让历史看到新的朝阳——摆脱民成为社会基石，事业家地位得以进步，由此展示出了有别于东晋、南朝的社会出路。在其与汉式的官僚组织聚集之后，便粗莽滋长出更强悍的专制与集权。是以魏晋南北朝这个帝国的低谷，是以北朝动作“历史出口”的。

民族方面，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历史的“大熔炉”。从秦汉时期的匈奴东说念主运转，边域游牧民族就有参加华夏争夺正宗的不雅念。西晋后期所谓的“五胡乱华”，其实就是各民族加入争正宗序列的历史经由。匈奴东说念主刘渊平直假托刘氏后裔，诞生汉政权，氐东说念主苻坚发兵百万，发动淝水之战，以及自后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汉化调动，都是意欲争正宗，同一全中国。这些政权在费力汉化，学习和接纳汉晋的政教遗产，直到北魏孝文帝时期形成汉化改制的昂扬。

这个经由中，跟不上汉化潮水的鲜卑族武东说念主被期间抛离，从而酿成六镇举义，北魏随之堕入动乱。契胡首长尔朱荣制造“河阴之变”，屠杀了北魏两千多名王公大臣，一本领，汉化势力遭受重创，这影响了此后的东魏-北都和西魏-北周政权再行转向“胡化”。但即便如斯，胡汉和会已成为期间潮水，“胡化”战略并未能抵制汉化的步骤——地处关东的东魏-北都深受南朝士风影响，而地处关西的西魏-北周连政事调动都要依托《周礼》，显而易见，真空式的拒绝是不成能存在的。

陈寅恪有一个闻明的结论：“李唐一族之是以崛兴，盖取塞外霸说念精悍之血，注入华夏文化黯然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此种“混血”，既是种族预料上的，亦然文化预料上的。前者培植了新的汉族族群，后者开启了新的历史盼望。

评价一个期间，那时的东说念主主要看它作念了什么，此后世的东说念主主要看它留住了什么，尤其是要看这个期间对接下来的期间产生了如何的影响。现时，咱们不错一齐总结两晋南北朝的历史遗产：

文化上，无论是想想、体裁、艺术如故宗教，水流花落期出生了一批经典东说念主物和经典文章，影响及于隋唐，乃至当下。隋唐的文化兴奋，稍往上溯便很容易看到两晋南北朝的脚迹。

轨制上，两晋南北朝的礼法、律制、三省制、科举制、均田制、府兵制等，都是值得隋唐两朝剿袭与变新的模板。

经济上，除了田制和税制的立异外，长江流域水流花落期的经济发展，还是具备了不亚于朔方的实力，这为隋唐时期经济重点的缓缓南移奠定了基础。

军事上，水流花落期的战乱客不雅上培植了一股尚武精神，而在持久的干戈中所积攒的作战请示及武备校阅，奠定了隋唐两朝军事坚毅的基础。

民族上，水流花落期干戈与动乱的根源是胡汉矛盾，但在握续的涟漪中，伴跟着搬动、生意、通婚以及文化上的同样与认可，胡汉的界限越来越无极，民族和会的趋势则越来越热烈，直到隋唐时期培植了一个全新的汉族。

以上即是《摇荡三百年》的“表面配景”，也不错说是基本的学问储备，但最终付诸翰墨的依然是“深度报说念式”写稿模式，中枢依然是“讲故事”，没趣的表面和史识会消弭在每一个篇章的讲演中。说东说念主话就是，书很好读。

豪杰豪放而易折，名士风致而避世。浊世不乱心，幽谷里洞开。历史再乱，总有纪律，但愿这本书不错带你再行理解和梳理两晋南北朝三百年。

但愿以后提到这三百年，想起的不仅仅山河易主、问鼎华夏、衣冠南渡、五胡乱华的荡气回肠，更要知说念在这浊世中，有一股潜流在涌向历史的出口——文化在迭代，民族在和会，社会在重组，轨制在新创，纪律在重建，一切都在从别离走向一统、从特地走向常态。在民族与文化大和会的加握下，历史以它私有的格局逶迤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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